国际学校(国际高中费用一年大概多少)

国际学校更名的背后,是民办教育从“野蛮生长”向规范化发展的转变。

国际学校(国际高中费用一年大概多少)插图

2018年9月1日,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小学生们陆续走进校园。图/视觉中国2018年9月1日,在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学生们一个接一个地走进校园。图/视觉中国

文|财经记者金一龙周雨晴

编辑|朱妍

在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京市教委”)公布的“2022年具有招生资格的普通高中名单”中,北京世界青年学校校长助理孟莉注意到,他所在学校的名字中不再有“国际”二字。“现在学校的名字已经不能和‘国际’联系在一起了。”他说。

自2001年成立以来,李的学校逐渐发展成为一所12年制的学校,招收中外学生,有稳定的生源。

这一变化并不意外。一年前的2021年5月,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以下简称“两办”)印发《关于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名称不得冠以中国、中国、中国、全国、世界、世界等字样。不得含有公办学校的名称和简称;严禁引进境外课程和教材进行教学。

这意味着面向中国学生的私立“国际学校”被纳入义务教育体系,面临一系列合规调整。2022年3月29日,北京市朝阳区清华附中国际学校宣布正式更名为北京市朝阳区清森学校。这是《意见》颁布以来,北京市首家公布更名的“公众参与学校”。

同日,该校官方微信——微信官方账号发布消息称,清森学校是清华附属实验学校管理的清华附中一体化合作学校之一。更名是为了响应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的号召。除了校名的变化,学校延续了原有的学校管理和核心,包括学校管理主体、教育教学管理团队、办学理念。

《财经》记者梳理公开资料发现,近一年来,上海、广州、深圳等十余个城市的百余所民办学校进行了更名,其中近一半的原名称涉及“国际”、“双语”、“中英文”等字眼。

此外,《意见》还要求,原则上不得批准新建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受新政策影响,之前未获得办学许可的国际学校只能宣布暂停招生、停课或分流学生。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无论是逐渐宽松的政策环境,还是中国家庭日益富裕的经济实力,抑或是人们对多元化教育的追求,这些都为各类国际学校的出现提供了土壤。根据教育行业服务平台新论的研究,中国国际学校数量从1999年的86所增加到2019年的861所。

在民办教育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随着“国际”标签的褪去,众多国际学校该如何续写新的故事?

在讨论中,有人认为新改革有利于规范办学,促进民办义务教育发展;也有人担心,随着政策的收紧,国际学校的自乃至行业的生存都会受到限制。

李说:“这个市场还是很大的。要想生存,就必须按规定办学”。相比过去对规模效应的追求,他认为未来一些学校运营者可能会放缓开设分校的计划,“小而精”和“本土化”可能是国际学校转型的方向。

国际学校更名的背后,是民办教育从“野蛮生长”向规范化发展的转变。

褪去“国际”标签

“各地都在积极行动,力度和范围空。”谈及此轮学校更名,北京市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马说。

北京市教委公布的《2022年具有招生资格的普通高中名单》显示,北京朝阳苗青国际双语学校更名为北京朝阳苗青学校。根据北京市海淀区民政局4月12日作出的行政许可,北京海淀国际学校更名为北京海淀外国语腾飞学校。

从更名的方式来看,上述两所学校都褪去了“国际”的标签,而地域特色依旧。

在上述名单中,共有8所学校进行了更名。其中,除更名后的北京市第101中学大兴分校(原北京市大兴区榆垡中学)外,其余7所学校原为国际学校。

“这些学校应该都在去年改了名字。我们的更名还没有完全完成,还在进行中。很多学校也是这种状态。”5月18日,孟莉告诉《财经》记者,除了向教委申请,还得经过民政部门批准。

国内私立学校的名字以前就有要求。2017年,原国家工商总局、教育部《关于营利性民办学校名称登记管理的通知》明确规定:“民办学校名称不得冠以‘中国’、‘中国’、‘全国’、‘世界’、‘全世界’等字样。”在名称规范上,这份通知与2021年5月两办下发的意见类似,只是

当地的要求更详细。2020年,成都市教育局发布的《成都市特色学校命名指南(2020版)》提出,学校(含普通中小学、幼儿园、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名称不得冠以外国、国际组织名称;不得使用“双语”、“英美”等与实际不符或具有误导性的词语。注册的外文名称应当与中文名称具有相同的含义。

除了私立义务教育学校,外国人子女的学校也受到限制。

2022年1月9日,广州市教育局网站也发布通知,同意8所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更名。

2021年9月,业内传出蛇口国际学校(SIS)更改校名和Logo的消息。目前这所学校的中文校名是深圳市外国人子女蛇口学校。新logo不再体现中文“国际”二字,但英文校名仍与原校名保持一致。

公开资料显示,SIS是珠三角地区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国际学校。1997年被教育部授予外国人子女办学许可,也是第一批获得国家认证的国际学校。

根据教育部的定义,外国人子女学校是由中国政府特许,为在中国合法居留的外国人的适龄子女提供教育服务的特殊学校。对于这类学校的名称,教育部已于2014年底出台《关于做好外国人子女学校工作的意见》进行规范。

具体来说,外国人子女学校只能使用一个名称,其外文译名应当与中文名称一致;它应反映不同国家普通教育的性质、水平和类别;名称前应冠以所在省或市的名称;“外国人子女学校”必须用作学校名称的后缀。

然而,在过去的几年里,一些外国人子女的学校经常将品牌名称与“国际学校”联系在一起。如广州市裕德来外籍人士子女学校更名为广州裕德来国际学校。容易与其他两类常见的“国际学校”混淆:一类是只招收外国学生的公立中学国际部。在北京,知名的人大附中国际部就属于这一类;另一类是同时招收中外学生的私立学校。

马指出:“私立国际学校不是一个严谨的概念。如果按办学性质划分,我国只有公立和私立,法律地位是平等的。”无论是《教育法》、《义务教育法》,还是《民办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民促法》)都没有赋予“国际学校”的法律地位。

虽然国外的儿童学校通常被认为是“国际学校”——官网中的学校也往往是这样宣传的,但按照规定,这类学校不在我国的学制内,其教育活动也不属于我国国民教育序列中的学历教育。

2022年3月28日,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中小学招生工作的通知》中再次强调“公民同招”,要求加强外国人子女招生管理,不得以民办学校为幌子招收中国学生。

“各项政策释放的信号非常明显——义务教育阶段,中国学生必须接受国内教育,参加中考。市场上有些机构打着‘国际学校’的旗号,吸引有意出国留学的孩子上国外的课程,这不符合规定,也不属于正规的义务教育。”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指出。

北京国际教育咨询机构“爱选未来”负责人张海向《财经》记者分析,在北京,凡是名字前面有“国际”、“双语”字样,且有一定体量的私立学校,都有20年以上的历史。经过多年的发展,学生和教师都很稳定。这个改名对他们影响不大,但对一些新创立的学校品牌影响很大。

随着“国际”标签的逐渐淡化,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很多学校开始突出“多所高中”、“国际学校”、“以中国人为中心”等宣传用语,这也说明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在这个行业的管理上趋于严格和规范。

“国际学校”往事

在李梦的国际教育行业工作多年后,他本能地关注政策。当他得知民办义务教育学校不能再叫“国际学校”时,他的第一反应是“以后应该会越来越规范”。不过,毕竟学校的名字已经用了很多年,一些办学者心里也是五味杂陈。这其中隐含着对民办教育政策早期红利的感恩,以及对未来发展方向的一些不确定。

要理解这种复杂的情绪,就不得不提到国际学校在中国已经存在了40多年的事实。1980年,美、英、澳等五国大使馆联合创办了北京顺义国际学校。在“新理论”的学习上,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所完全采用国外教学和管理制度的学校,官方认可和官方的国际学校开始出现。

接下来的20年,各地举办的国际学校越来越多,北京京西学校,上海耀中国际学校,广州碧桂园学校,前面提到的SIS,都是这个时期的代表。这期间一个重要的背景是,1997年10月1日,《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生效,允许企业进入教育领域,官办学校体制被突破。

虽然政策已被打破,但根据“新教义派”的统计,截至1999年,在中国的86所国际学校中,仍有38所是外国人子女的学校。

变化是一点点发生的。据北京新蔡颖学校(以下简称“北京新蔡颖学校”)执行校长刘威介绍,20世纪之交,北京逐渐形成了以顺义区温榆河为中心的别墅区,外资企业纷纷入驻。宜居的环境和便利的交通吸引了许多使馆工作人员和外资员工在附近工作或居住。这个群体本身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自然对孩子的教育有更多个性化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一批私立国际学校应运而生,它们不同于外国人子女的学校。

“顺义区是北京第一批民办国际学校聚集的地方,也是目前北京民办国际学校办学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区域。现在光是我们学校附近就有八九所规模较大的学校,很多已经建校十二年了,学生人数基本都在500-1000人。如果算上几家双语幼儿园,就更多了。”告诉《刘威财经》记者。

刘威的北京新英才创办于2008年,位于顺义区潮白河附近,前身是北京力迈学校(以下简称力迈)。根据办学性质,力迈算是民办高中。1995年创办,后来遇到办学困难。此时,以教育起家的新蔡颖控股集团将业务拓展到北京,接手了力迈。重组后的15年,北京新英才逐渐发展成为15年国际学校,覆盖基础教育各个阶段。

“我们赶上了私立国际学校蓬勃发展的时期。如果用一句话总结背后的原因,那就是中外交流更加频繁,全球经济一体化深刻改变了中国。”刘威觉得,随着中国富裕家庭数量的增加,出国留学的需求激增。

数据支持刘威的观点。根据新东方发布的2019年中国留学白皮书,2018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达到66.21万人,引用了教育部的数据。报告显示,与2015年至2019年的数据相比,低龄留学浪潮呈上升趋势,在私立学校国际班和国际学校就读的学生人数持续上升。此外,2019年普通家庭子女占比达到43%,成为海外留学生的主力军。

北京顺义区诺兰达学校的校长新提供了一个更微妙的观察。

新在国际教育领域已经耕耘了20年。变化之后,她深有感触。她说:“以前父母认为国际教育就是学一门外语,上国际学校是为了避免应试教育。现在不同了。家长更注重孩子软技能的培养和个性化需求。其实国际教育的本质是给孩子选择的权利和能力,根据每个孩子的不同特点,帮助孩子全面发展。这和中国两千年的教育传统没什么区别。国际学校在人均资源、师资配置等方面的优势,可以让‘有教无类’的理念真正落到实处。”

2003年,《社会力量办学条例》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民促法》。同年,《中外合作办学条例》颁布。条例明确,中外合作办学是公益事业,是中国教育的组成部分。此后,新作为骨干教师参与了北京市高中教材的编写工作。她的感觉是“公共教育也在寻求改变”。

下面这个故事,人们都耳熟能详——公立中学的国际班遍地开花,成为搅动教育领域的一条“鲶鱼”。法制晚报曾经记录过这样一幕:2015年5月,北京国际高中大型公益说明会上,原本预计中午12点半结束的活动又延长了一个半小时。仅仅早上四个小时,就有4000多名家长前来咨询。由于现场人流量大,每十分钟只能“放行”十个人。今年北京市公办学校国际班计划招生1430人,招生比例约为1:10。

然而,随着国际学校的日益增多,在满足留学需求、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同时,也出现了收费高、拔尖招生、课程混乱等问题。多年前,一些教育专家和CPPCC委员质疑公立高中的国际班挤占了公共资源,加剧了教育不公平。

2013年9月5日,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在一次会议上也指出,目前中学开设的“国际部”和“课改实验班”在打“球”,收费缺乏法律依据。这也被解读为对公立高中国际班的“禁令”。

根据郭进证券的一份研究报告,2013年,教育部发布了《普通高中国际项目管理暂行办法》草案,对公立学校的国际班进行了规范。不少城市也明确表示,今后不再批准公办学校新增国际班,同时也不再扩大招生规模。此后,公立学校的国际班数量有所减少。

“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20年里,总有一些政策突破的混乱,其间也有政策的起伏。真的是时候整理总结了,不能再让这些乱象扰乱教育秩序了。”教育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告诉《财经》记者。

“非营利”之后

除了规范的校名,2021年9月1日起实施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民促法实施条例》)要求,不得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

一直以来,在教育“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法律环境下,一些民办学校实际上是以“非营利”的名义进行盈利的。对于民办学校能否盈利,立法界也经历了多轮讨论。

2002年颁布的《民促法》允许民办学校获得“合理回报”。2016年11月7日,《民促法》修订,“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类改革拟于2017年9月1日实施。修改后的法律删除了“合理回报”的表述,规定“不得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

这意味着小学和初中只能注册为公益组织,投资人不能再获得分红,否则就是违法的。业内普遍认为,这一规定对私立国际学校的影响最大。

私立国际学校的发起人中,既有德威、赫德等国外私立学校品牌,也有在国内成长起来、寻求全球布局的教育上市公司,如枫叶教育。还有一种是由以前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转化而来的。

不管是哪种类型,办学的前提都是先拿证。一种常见的做法是使用国外教育机构的名称,业内俗称“OEM”。张海解释说:“运营商先获得品牌的使用授权,然后再和地产谈合作。比如你(地产商)在我玩的地方建学校,我(运营方)给你推荐地产项目。一般情况下,运营商和品牌包一个价。品牌提成和利润分成的具体金额取决于合作的深度。在沿海发达城市,这已经是非常成熟的商业运作模式。”

张海还表示:“国际学校每年的学费基本都在20万元以上,远远超过公立学校的收费标准。能买得起的都是富裕家庭,父母可能会成为地产商的客户。”

类似于地产商办的“公参民参”学校,一些私立国际学校与公立中学、大学的合作多是名义上的。“办学初期,主要是借用公办学校的牌子来搭建体系。等成熟了,双方合作取消,然后各自独立出去。”张海透露,更名只是第一步,也是最容易实现的一步。再往后,可能会涉及股权调整、工商变更、利益分配方式和教学制度的改变——这些都不难解释。在这场“更名潮”中,部分民办学校兼具国际(双语)学校和“公参民参”学校的双重特征。

“在义务教育阶段,各国都优先发展公共教育。然而,20年前,我们的公共教育发展并不完善。在当时的背景下,鼓励‘民众参与’学校和社会力量办学并允许‘合理回报’是可行的。但办学的初衷应该是办教育,而不是办公司,这一点当时似乎没有想清楚。”程对说道。

不过,程也强调,外界不能因为私立学校赚了钱,就完全否定它们的价值。他说,“私立教育的好处是有更大的自由。很多改革也是从私塾开始的。过去,许多残疾人不能进入普通公立学校,主要是因为一些私立专门学校正在接受他们。这些学校可以帮助政府和有实际困难的人做一些事情。如果有好的制度保障,他们可以做得更好。”

上世纪90年代初,同样在教育部直属单位工作的程和一些教育工作者在北京开办了一所已有12年历史的私立学校。建校之初,社会力量办学条例还没有出台,当年有关部门对民办学校的态度是,“办得再好,也不会给你支持”。即便如此,他们也做了一些探索,比如英语。除了使用官方推荐的书籍,学校自己编写教材,增加口语交流环节;美术课教学生编织手工艺品;体育课要求每个学生都有特长。办学第二年,学校参加地区运动会,获得团体三等奖。

“私教往往更有危机意识和探索精神。那时,我们给老师们提供了学习、出版书籍和在职研究的机会。当你认可他们的工作能力和创造力,帮助他们成长,他们会记住你一辈子。”程认为,即使在今天,当年所做的探索也是超前的,但因为体制的原因,学校办到了第七年,他选择了退出。

近年来,随着民办教育的壮大,也出现了一些权力寻租、暗箱操作的现象,加剧了社会焦虑。几位受访专家表示,“这种现象是时候纠正了。”这也是民促法实施条例的使命。

在《民促法实施条例》中,除了“设立”等方式,对当前民办教育一些领域的过度资本化、商业化进行了“亮灯”,进一步明确了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在税收、用地、补贴等方面享有与公办学校同等的权利。

程也关注到了这些政策,但他表示,民促法及其实施条例更大的意义在于起到指导作用。“它传达了一个希望,就是我们要把民办教育办得越来越好,国家会支持你们,对公办学校一视同仁,但如果真的遇到具体的事情,能否真正落实到位,还要看地方法规和相关部门的执行情况。”

另一个问题是,有些国际学校属于15年制。如果他们打算将非义务教育阶段注册为营利性民办学校,就意味着学前(如幼儿园)和高中要与义务教育阶段(一至九年级)分开,这必然导致资产和土地的切割。

“哪一个是成本,哪一个用于学校发展,哪一个是收益,实际操作中很难明确。”程指出,现阶段的民办学校,尤其是高中,是一个特殊的范畴。相关法律法规虽有提及,但并不充分。可能会有一些探索,而有些探索是积极的,有些是消极的,甚至是纯粹的钻空。

对此,程呼吁,如何监管民办学校,包括国际化和双语学校,如何保护其权益,以及责任与义务的界限等。,要体现在《学前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等“真正的法律”中。

“未来的总体思路是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只有符合这个方向,才能留下来。”马认为,赚快钱、野蛮生长的时代已经结束。如果一些民办学校还像过去一样简单的贴标签,吃人口红利、政策红利、城市红利,未来的生存空会越来越小。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林琴撰文指出,新修订的《民促法实施条例》颁布后,民办国际学校面临更多合规要求,尤其是在分类管理政策下。义务教育阶段的国际学校必须回归非盈利属性,这很可能会给国际教育行业带来一定的降温效应。

“双轨制”趋势

2019年,两办印发的《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要求,义务教育学校不得引进境外课程,不得使用境外教材。

如何不踩政策红线,同时又能发展出自己的特色,是每个国际学校都在思考的问题。

“以前名字里加‘国际’和‘双语’两个字,大家一看就知道你是做什么的,你的特色是什么。现在去掉标签后,所有学校都一样。这个时候,‘内秀’就更重要了。”马告诉《财经》记者。

马建议,在规范发展民办义务教育的大背景下,国际学校应顺势而为,以地方课程对标国际课程,以地方课程和教材为依托,查漏补缺,把地方课程国际化,而不是把国际课程本土化。

之所以提出这一建议,与马的现实观察有关。2019年前后,他注意到一个现象。在许多国际学校论坛上,许多校长热衷于谈论国际课程整合的话题。一些教育中介还以是否获得国际课程认证或国际考试授权作为判断学校是否“国际化”的标准。

“这在方向和逻辑上犯了根本性的错误,可能会导致办学走上歧途。”多年前,马曾撰文指出,国际课程的本土化并不是促进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最佳途径,更重要的是不符合中国相关法律制度的规定。

根据马对相关政策的了解,国内高中可以将国际课程本地化,但仅限于经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或融合、探索、研究型课程。在他看来,国际学校要想合规发展,使用国家规定的课程和教材是必然的。

但是这会影响中国学生的留学吗?

胡生(化名)是上海一所公立中学国际班的高二学生。在学习AP课程的同时,他们还必须学习国内课程。“像语文、数学,我们都要学,学校也会组织考试,但节奏比普通班慢。”他告诉《财经》记者,相比于参加高考,他班上的同学都想出国留学,这是他选择进国际班时就已经决定的“大事”。

前段时间,由于疫情原因,胡生所在的城市无法按计划举行一年一度的全球年度考试,AP的赞助商College Board也宣布不提供在线考试和补考。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有点迷茫,因为再过几个月,他进入高三就要开始申请国外大学了。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他还在准备托福。

在人们的传统认知中,读国际学校就是留学。但最近一两年,这种观念似乎有所改变,“双轨制”办学模式也被一些学校提上日程。所谓“双轨制”,就是一个学校有两个入学渠道:高考和留学。

目前有“双轨制”经验的学校不多。据《新论》近期的一项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50所民办学校采用了“双轨制”,大部分学校将分流时间定为高中阶段。北京新富学外国语学校(以下简称“新富学”)高级中学校长刘延海判断,国际学校面临转型,“双轨制”未来可能成为一种趋势。

新抚学校是一所12年制双语学校,招收中外学生,采用小班制。据学校官网介绍,高中包括美国国际高中班、加拿大国际高中班、英澳国际高中班等七种方案。但随着《民促法实施条例》的实施,从2021年9月起,学校开始推出“双轨”课程,首次招生面向高一新生。

“学生只要参加了国内的高中考试,就已经具备了申请国外大学的水平和资格。如果继续参加高考,他们申请国外名校的可能性更大。”刘彦海在美国一所大学的国际课程项目中担任了十年的中国区。他注意到许多申请国外大学的中国学生都参加了高考。回国后,他发现在一些公立中学,尤其是发达地区的公立中学,有相当比例的申请国外大学的学生参加过高考。

早在2008年前后,刘延海就提出了“中国教育国际化”的思想。在他看来,中国基础教育的知识体系非常丰富,难度不亚于国外的课程。国外大学也认可中国高中的教学体系,不必拘泥于引进国外课程。

上海外国语大学西外学院(以下简称“西外”)院长林敏认为,“一个真正的双语者,不仅要认同中国文化,更要有世界眼光、胸怀和格局。”他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中国的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出国读硕士和博士,然后在国外大学待了20年。

经过多年的探索,高中课程得到了创新。林敏介绍,考虑到学生将在89级、89级开始规划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学校进行了重大科学课程(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的整合,开设了重大科学课程整合班。这背后是老师根据国内课程知识点和AP、A-Level(普通教育证书高级水平)等国际考试知识点重新编排的。这样一来,学生就有信心参加高考了。

对于走“双轨制”路线的学生,新抚学校不仅在中国高中课程的基础上开展外语教学,还开设综合素质课程,辅以语言规范与应用课程和双语课程。

刘延海对“双轨制”有信心,但他也认为,这种模式对教师的专业性和稳定性要求很高,推广起来还有一个过程。“现在家长还在犹豫,就看谁有能力说服家长一切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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